2013年9月29日 星期日

笑給天看╱ 吳 念真

 












        生平最喜歡、最愛看,也最怕看的電影,是義大利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之一的《單車失竊記》。 說喜歡,好像也講不出什麼偉大的道理,就是有感覺、有共鳴、百看不厭; 說怕看,則是因為每 看必哭,而且隨著年齡增長,自制力不增反減,看了會哭的段落還一次多過一次。

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。
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,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。
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,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,腳踏車就被偷了。
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,沒找到。最後,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。 最後的結尾是:在兒子的注視下,爸爸失手被逮、被責打、被奚落、被侮辱。
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——貧窮, 以及求生。

之所以有共鳴、有感覺,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,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。
比如,進當鋪當棉被,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。
比如,爸爸找不到車子,肚子也餓了,竟然帶兒子進餐館,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。
哦,對了,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,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,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:未來會很好!
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?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,現在當然知道——只要是貧窮,都有同一個面貌,不管在哪裡。
不同的,有。
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,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,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? 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?當然是一群婦人,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。
遠的不說,說近的的吧。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,田裡女人在施肥,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?
她們說:「在忙啊!」忙什麼?我問。
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:「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!」
去年母親過世。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,又善於講故事的人。 經驗中,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,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,說他如何有學問、待人如何仗義等等;
回到家裡,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,
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,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, 以及,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,理由是:「書念多了,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,黑白想。」
難怪自己有時會自省: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,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? 我簡單的歸納是: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,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。
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,午後醒來,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:「天無天理!」
而同一個時候,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:「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!」 這是家裡的例子。
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,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,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、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,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,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,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。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《佐賀的超級阿嬤》。
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《單車失竊記》,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,後者凝重深沈;前者的主角是阿嬤,後者的主角是爸爸。 阿嬤以逆來順受、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,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。
同樣的時代,同樣的戰敗國,面對同樣的貧窮與生存,
卻有不同的態度,差異彷彿無關國籍,只在性別。
讓我們一起想像,1946年夏天的某一天,戰爭結束不久,在義大利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滿街找腳踏車的同時,日本佐賀有一個阿嬤正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,正開心地回家,她的腰間綁著一根繩子,拖著一塊磁鐵,一路走,一些鐵釘鐵片正往磁鐵集中。
傍晚,當義大利的爸爸不顧兒子的哀求,正在打開別人腳踏車的鎖匙時,日本的阿嬤正從磁鐵上取下一堆歹銅廢鐵,笑顏逐開。
當義大利的小孩驚慌無奈地看著爸爸被眾人責打、嘲弄的時候,日本的孫子看到阿嬤得意地跟他說: 晚上有野菜雜炊可以吃,是河濱免費超商送來的!
閱讀最大的樂趣無非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互交換印證。
讀完最大的感想是:我母親說,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。
佐賀的阿嬤卻更犀利,她是:再艱苦,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!






          笑給天看 念真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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